性骚扰 – 原标题:中国的性骚扰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时间:2021-12-26 作者:admin ; 共有22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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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创作文发布具体时间:2021-12-26 23:21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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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创作文关键词: 性骚扰 – 原标题:中国的性骚扰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原标题:中国的性骚扰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来源:《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编辑: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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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有些关于性骚扰的论文,主要是分析了究竟什么样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性骚扰。但是笔者对于这样的研究思路一直是满腹狐疑。从笔者的价值观来说,性骚扰是发起者的主观故意行为,而且往往是因为他们色胆包天。

这根本就不可以归结为受害女性具有某些个人特质,不应该假设“被害者引来了害人者”。这样的研究结果,很容易误导读者,错误地把被性骚扰的责任归于受害女性。”

编者按:最近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温斯坦的性骚扰丑闻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借此机会来看看中国的情况。

反对性骚扰的思想与社会实践,无疑来自普世价值观的引入与不断普及。笔者一直为之鼓与呼,而且从来就认为,哪怕还有一个人受到性骚扰,反对之声就不可绝。但是,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性骚扰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呢?这可不能永远用讲个案来替代。

1、

觉悟提高,被害减少

在三次成年人的问卷里,笔者都询问了这样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您很不舒服。平时,您觉得您自己是否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

(1.非常可能。2.比较可能。3.不大可能。4.不可能。)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

(1.有过。2.没有。)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流氓、占便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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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过。2.没有。)

总的回答情况请见表11—1。

表11—1 性骚扰的整体情况(占总体的百分比)

从表11—1里面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笔者把具体数字转换为下面的连续三张线性趋势的统计图(见图11—9、图11—10、图11—11),就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图11—9 对于性骚扰的恐惧在增加(认为自己可能被性骚扰者的百分比)

图11—10 现实中,言语的性骚扰在减少(确实遇到者的百分比)

图11—11 现实中,动作的性骚扰也在减少(确实遇到者的百分比)

图11—9、图11—10、图11—11非常重要,它们证明了反对性骚扰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普通人对于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夸大;但是这种夸大恰恰就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对性骚扰形成了日渐有效的社会警告。结果,现实发生的性骚扰也就不得不趋向于减少。

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概念,无论专家学者给出什么样的定义,也无论这些定义的普及程度如何,中国人在回答自己是否可能受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性骚扰的时候,所运用的一定是他(她)自己对于“性骚扰”这个词的理解,而且注定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因此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学者来说,不仅需yao抽象地论述性骚扰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更需yao去了解,在中国人的心中,性骚扰“其实”是什么。否则就很可能陷入闭门造车甚至裁剪生活的悲剧中。这就是笔者贯穿本书的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下面笔者就来具体地完成这种视角的研究。

2.

言语的性骚扰:谁在说?

性别问题

绝大多数反对性骚扰的人士和传媒,都主要指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性骚扰,甚至默认只有男性才能性骚扰女性。笔者为了检验这一假设,在问卷中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为了使研究问题更加集中,笔者在此没有包括那些非完全异性恋的男女,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她们)之间就没有。回答情况见表11—2。

表11—2 受到言语性骚扰中,来自同性别的百分比

从表11—2中可以看出几个趋势。

第一,由于中国的大众传媒几乎从未报道过遭受同性别的性骚扰的现象,因此在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中,这种情况的比例,肯定远远多于人们的想象。也就是说,中国的成年总人口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把性骚扰仅仅局限在男性对女性。可是由于人们的信息已经被传媒所垄断,所以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居然会如此之多。

第二,中国男性所说的性骚扰,居然超过一半是发生在男性与男性之间。女性受到女性的性骚扰的比例虽然少于发生在男性之间的,但是也达到了1/10到1/4之间。

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

这究竟应该不应该算作性骚扰?那些仅仅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的人,究竟应该固执己见,还是应该承认和尊重中国男性和女性的主体建构?

在中国男性与男性之间、女性与女性之间,而且都是在完全异性恋者之间,究竟什么样的话语言谈,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呢?可惜,在中国的日益增加的研究性骚扰问题的文献中,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被意识到。

第三,在三次调查中,认为自己遭受过同性别的性骚扰的比例,呈现为显著的减少趋势。但是新问题接踵而来:这究竟是由于同性别者之间的性骚扰现象真的越来越少,还是因为在大众传媒的宣扬之下,人们越来越相信性骚扰只“应该”发生在异性之间,因此越来越把发生在同性别之间的事情,排除出性骚扰这个概念?笔者倾向于相信后者。

阶层问题

至少在美国当今的主流文化中,“性骚扰”指的并不是公共场所里的“耍流氓”,而主要是指那些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占便宜”。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为了加以检验,笔者对那些报告说自己受到过言语骚扰的人提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而且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回答情况见表11—3。

表11—3  被什么人用言语性骚扰了?(受到过者中的百分比)

表11—3表明:且不管美国的性骚扰的概念是否正确,笔者的调查证明,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国人所说的性骚扰,最多地发生在基本相互平等的同事、同学或者熟人、邻居、有业务关系的人之间。两者相加,在女性中达到46%到57%之间;在男性中则高达65%到74%之间。尤其是,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自己有恩的人这些最容易使用职权来进行性骚扰的人,所占的比例其实几乎是最少的,甚至微不足道。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生活现实呢?

某些“恨铁不成钢”的好心人,可以把这归结为人们的愚昧和不觉悟,没有意识到有权有势的人总会乘机下手的,或者是下属们其实真的遇到了性骚扰却不敢报告。

权力的中国特色

可是笔者却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厚德权力”。

绝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仅仅靠正式的官衔来领导下属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yao不断地凸显和维护自己的道德优越性(而不是简单的镇压),来弥补和加强那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而不是社会制度上的)、主要是针对直接下属的(而不是其他大众的)、潜移默化的(而不是规章制度的)“潜权力”。因此他们不得不格外推崇“正人君子”、“德高望重”、“亲如父母”等等为人处世的道德信条。简而言之就是:我厚德,我才有权。

这就是中国传统“德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运作机制之一。这种德治,一方面使得大众对于那些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的达官贵人格外义愤;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权贵,使他们不会轻易地“因小失大”。

这就是说,在中国,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真的有,可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多。

3、

动作的性骚扰:谁在做?

性别问题

笔者的提问是:“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回答情况见表11—4。

表11—4 被同性别者动作式性骚扰的百分比

首先,来自同性的动作式性骚扰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由于发生率一直很低,因此没有构成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其次,女性中的同性骚扰,不但在2010年比男性中的还多,而且增长幅度也大于男性中的。

对此,笔者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女性对女性究竟做了些什么动作,就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呢?可惜,中国方兴未艾的女性研究,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阶层问题

笔者的提问是:“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回答情况见表11—5。

表11—5 动作式性骚扰来自什么样的人?

总而言之,言语的性骚扰与动作的性骚扰,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笔者也就不再赘述。

4、

性骚扰总计

把言语的与动作的加在一起,性骚扰在总体上呈现为显著减少的趋势(见表11—6)

表11—6 性骚扰:言语与动作的汇总

屡遭性骚扰的问题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一共有几个人,曾经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回答情况见表11—7。表11—7 被多人性骚扰(2010年)

上述回答结果提示我们:中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情境,容易出现两三个人都对同一个人进行性骚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由于提不出元假设,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样的新情况。

5、

“性骚扰”这一概念,就是一种主体建构

笔者一贯强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给调查者呈现出来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因此,笔者在这里运用自己的理论来探索一下。

从研究视角上来看,由于“性骚扰”这个词在中国并不普及,定义更是五花八门,因此被调查者在回答说自己曾经遭到性骚扰的时候,其内容肯定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千奇百怪。如是,研究者就绝不应该把所获得答案当作“客观的真实”,而是应该视为被调查者在他们自己的定义之下,在调查当时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互动式的呈现,最多也不过是研究者在自己的定义之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的结果。所以研究者更加应该去探索那些被调查者究竟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回答的。正是为此,笔者才在2010年的问卷中增加了下面这样一个提问。

在询问了性骚扰的所有问题之后,笔者接着对那些遭到过的人们问道:“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呢?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无论具体的手段是什么。”这是一个总结式的提问,只要回答自己遭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无论言语的还是动作的,电脑都会自动跳到此题来。笔者在统计中未加权,以便保证相关分析中两个变量的载体都能够一一对应(见表11—8)。

表11—8 做了什么就叫“性骚扰”?

从表11—8中笔者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在中国成年人里,无论是男还是女,无论在异性之间还是同性之间,人们的“身体警备圈”其实非常敏感。在认为遭到性骚扰的人里,有42%到49%的人把“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视为性骚扰。

如果女性这样说,别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男性也是基本如此,这就需yao很好地进行解释了。其背后的学术意义在于:男性或者女性,在面对异性或者同性的时候,究竟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展现?人们划定自己的“身体警备圈”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被别人接触了,自己又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又是如何决定做出何种反应?可惜中国现有的研究文献甚至还根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待志士仁人大展宏图。

第二个发现是,遇到过性骚扰的人中,有1/5左右(17%到21%)把“讲性”看作性骚扰,仅次于故意的身体接触,排在第二位。尤其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发生在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都相当一致。

如果仅仅是男性对女性“讲性”,那么女性持有这样的判定标准尚可理解;可是男性与男性之间又怎么了?一般人会认为:一个大老爷们对另外一个男子汉讲了一些性方面的话,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呢?在方兴未艾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舆论中,男性不是一直被标定为“黄段子发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吗?他们怎么会像女性那样,把“讲性”归入性骚扰呢?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男性,在“讲性”这个问题上,与女性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会感到自己被性骚扰了。

归根结底,笔者的反思是:一定是笔者自己过于相信传统上那种男性与女性从来就是黑白分明、截然对立的性别观,才会对表11—8中反映的现实大惊小怪。

6、

被骚扰的女性自身有问题吗?

在各种性骚扰中,动作式的“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被普遍认为是最为严重的。那么谁最容易遭到这样的骚扰呢?笔者的研究目标是:在2010年的不加权数据中,那些被对方故意接触自己身体的人,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人,究竟有什么样的显著差异(见表11—9)。

表11—9 曾经被故意接触身体的女性的Logistic回归

注:3756位女性;因变量:是否曾经被故意接触身体。(出于笔者的学术选择,此处不加权。)控制变量:上学年数、城乡差异、是否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是否遭到过其他性骚扰。

在表11—9里,排列在最上面的因素就是相关程度最显著的。也就是说,那些发起性骚扰的男性,最有可能对这样的女性下手。具体来看,年龄越大、性观念越开放,被性骚扰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其他那些因素都会增加被性骚扰的可能性。

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还必须深入地讨论。

在国际上,不仅对于性骚扰的社会争论非常多,学术研究成果也有如汗牛充栋,而且绝不仅仅是女权主义这一个流派。国际上有些关于性骚扰的论文,主要是分析了究竟什么样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性骚扰。但是笔者对于这样的研究思路一直是满腹狐疑。原因包括两方面。

第一,从笔者的价值观来说,性骚扰是发起者的主观故意行为,而且往往是因为他们色胆包天。这根本就不可以归结为受害女性具有某些个人特质,不应该假设“被害者引来了害人者”。更重要的是,事发现场的情景、机会、后路等等因素,可能都更加有利于肇事者,他们才敢下手的。例如“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不是不可以单方面地研究被害女性的情况,而是应该充分地意识到:这样的研究结果,很容易误导读者,错误地把被性骚扰的责任归于受害女性。身为性社会学的研究者,笔者认为,既然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中,研究者还没有把握来避免这样的误导,就不仅不应该发表这样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义无反顾,即使个人利益受损也在所不惜。

第二,即使统计分析能够确认那些受害女性的社会特质与心理特征,那么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来看,所关注的问题也绝对不应该是“受害者客观上存在什么样的吸引力”,而是“为什么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女性,才会把对方这样的行为定义为‘性骚扰’”。

笔者初步的猜测是,只有这样的女性,才可能对性骚扰保持着更高的警惕,往往既不会轻易地相信那些潜在的性骚扰发起者,也不会轻易地误解对方的企图。因此只有她们才可能更加敏锐地发现、定性和报告自己所遭到的性骚扰。结果,这样的女性在遭到过性骚扰的总体中的比例,无疑就会增加了。

总而言之,笔者这里的分析绝对不可以解释为“因为受害者是这样,才会受到性骚扰”,而是“这样的受害者更加容易识破性骚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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